河北博物院曲阳石雕展览 细数石雕艺术的千年魅力

张道明夫妻造阿弥陀佛造像

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了5件汉白玉石俑，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曲阳石雕。男俑跪坐，国字脸，头戴帻巾，双臂下垂，双手拢于腹前。女俑身姿与男俑相同，口唇涂朱，脑后梳圆髻，髻旁有发绳垂至背上，穿着右衽衣。这些石俑五官、衣纹都雕刻得非常简单，寥寥数刀便勾勒出身体的线条轮廓，从它们身上，可以充分体味到汉代石雕依石拟型、雕刻简练、气韵生动、朴实自然的艺术特点。

北朝北方佛教造像中心的兴盛

佛教传入后在北朝时期发展到第一个高峰。曲阳由于拥有良好的雕刻石材和优秀的技艺，迅速发展为中国北方石雕佛像的中心。北魏晚期开始大量出现白石佛教造像，至东魏北齐，又普遍运用了镂雕、描金彩绘、圆雕大像等技法，艺术水平达于高峰。

1953至1954年间，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2，200余件，根据铭文可知这批造像为曲阳工匠雕刻，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如此大规模的佛教造像，对研究中国北方佛教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透雕背屏式七尊像

交脚弥勒菩萨像是河北地区现存最早的石刻造像之一，主尊为弥勒菩萨，两侧侍立胁侍菩萨。弥勒头戴宝冠，袒露上身，肩挎帔帛，戴项饰，双手合十，交脚坐于双狮座上。交脚而坐，本是波斯、中亚等地王公贵族们的坐姿，运用到弥勒菩萨造像上，有体现王者风范的寓意。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成为东魏和西魏。其中，东魏以今河北为统治中心，这一时期曲阳的佛造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造像身躯渐趋丰圆，神态和霭可亲，复杂的衣纹趋向简练。弥勒佛像数量减少，观世音菩萨像数量剧增，说明人们对现实世界救苦救难的需求已经超过了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憧憬。

北魏晚期，“褒衣博带，秀骨清相”式佛像风靡一时，展厅展示的一组佛像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褒、博”都形容宽大，着宽袍，系大带，是中国古代上层人士的装束。头窄肩细，体态修长，就是“秀骨”。容貌俊俏，神情洒脱，则为“清相”。

张道明夫妻造阿弥陀佛立像，主尊为阿弥陀佛，头顶有馒头状肉髻，面相方圆，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双手施无畏与愿印，赤足立于覆莲座上。阿弥陀佛两侧分别站立着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背屏上部有飞天托举宝塔，底座正面刻双狮和化生童子奉托博山香炉。双狮、化生童子和博山香炉是自十六国以来北方地区造像上常见的图案，在曲阳造像上更是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曲阳白石佛像的典型纹饰。

修德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中，有不少思惟菩萨造像，均为头戴宝冠，右手托颊，左手扶膝，袒露上身，下身着裙，右腿叠坐，左足下伸，脚踏莲台的左舒相半跏坐姿，表现的是释迦牟尼未成佛之前思考人生，明悟哲理的姿态。思惟菩萨有单尊、双尊之分，双思维菩萨是曲阳石雕独有的造像题材。

公元550年，高洋建立北齐政权，佛教在这一时期发展盛况空前，曲阳佛教造像的雕刻规模和水平也达到了高峰。北齐时期曲阳佛教造像人物形象柔和丰满，衣纹疏简，轻薄贴体，题材以双尊像最具特色。这些双尊像究竟是根据什么佛教义理被创造出来的，至今还是个谜,通常认为他们是受到了释迦多宝双佛并坐像的影响而产生的。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其它地区都没有发现如此众多数量的双尊佛像，这说明河北地区的佛像艺术有自己的独特性，曲阳佛像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外来范本，而是有所发挥与创造。

出土于临漳县邺城遗址的白石释迦说法像，主尊为释迦牟尼，穿袒右肩式袈裟，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两侧各有三尊比丘，弟子和菩萨端立于莲台上，似在聆听佛法。背屏由双菩提树缠绕组成，枝叶间透雕灵动的飞天，手持璎珞，上方倒悬着一条昂扬舒展、虬劲有力的神龙。底座正面浮雕博山炉、双狮和力士像，背面排列八方神祇。主尊背面浮雕有变化佛、禅定佛。这件造像构思巧妙，造型严谨，堪称北朝雕塑艺术的代表性作品。

俗话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白石相比青石，更宜彩绘，曲阳白石造像一经敷彩贴金，更显得庄严华贵，卓尔不凡。

北齐时期曲阳佛教造像人物形象柔和丰满，衣纹疏简，轻薄贴体，题材以双尊像最具特色

展厅中有一尊白石彩绘观音像，观音头戴鎏金仰莲宝冠，红色缯带垂肩，面相圆润丰满。头光以金线勾出双层圆环，背光以金线分为内外两区，外区饰红、金两色火焰纹。项圈、璎珞、腕钏皆涂金。璎珞于胸前交叉又垂绕身后，内着红边覆肩衣，外披覆座长衣，衣上装饰金彩圆点。右臂屈于胸前，手持莲蕾，左臂屈于腰旁，手下垂握香袋。长方形底座平面用金、红双线勾边，座角装饰墨彩花朵，正面浮雕双狮和博山炉，红色火焰中宝炉闪烁金光。鲜艳瑰丽的色彩与洁白如玉的白石相互辉映，光彩绚烂。

隋唐五代曲阳石雕艺术的高峰

隋唐时期，曲阳石雕趋于纯熟自然，人物形象或挺拔刚健、或婀娜多姿，雍容华贵，别开生面。五代王处直墓出土的伎乐图女伶丰腴饱满，浮雕门神威武雄壮，气韵逼人，不逊盛唐，世所仅见。

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南宫市后底阁村西发现了北朝至唐时期的各类佛教造像200余件，其中一尊唐代释迦牟尼佛像最为精美。这件佛像石质莹润，造型端正，身体比例准确，体形丰满，姿态端庄优雅，是唐代造像艺术的佳品。

展厅中一件昂首挺胸、怒目前视的石狮，后蹲雄踞，张口欲吼，散发着雄强不羁的霸王之气。这件石狮原位于唐祖陵的建初陵前，高1.5米，颌下透雕三绺胡须，脑后毛发卷曲自如，前肢后侧各有一排卷曲的细毛。雕刻艺术精湛，形象逼真，充分体现了初唐时期曲阳艺人在写实基础上追求内在神韵和气势的艺术匠心。

五代时期后梁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中出土的武士门神、散乐、奉侍、十二生肖等18块汉白玉石雕，充分展示了五代时期曲阳石雕的艺术风采。

宋元在建筑领域绽放异彩

到了宋代，曲阳佛教造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平缓期，世俗化风格初露，罗汉造像开始兴盛。元代，代表曲阳石雕最高水平的杨琼主持了元大都建设，石雕艺术在建筑领域大放异彩，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影响及于以后各代。

藏于曲阳北岳庙的“大元朝列大夫骑都尉弘农伯杨公”碑，是对曲阳石雕艺人的最高肯定。元朝时，石匠隶属匠籍，世代不得改业，地位十分低下。而曲阳石匠杨琼被委以朝廷大员，一生主持雕刻无数，如元大都、元上都及察罕脑尔宫殿凉亭等石雕工程，开辟了曲阳石雕的新领域。1287年，杨琼加封武略将军，判大都留守司兼少府少监。病逝后归葬故里，朝廷追赠为列大夫骑都尉弘农伯，其神道碑由翰林学士姚燧撰文，国子祭酒刘庚篆额，中奉大夫赵孟頫书丹，可见其规格之高。

在元中都遗址发现的汉白玉石螭首，雕刻细腻精美，造型浑厚古朴，堪称元代石雕艺术珍品。螭首为皇家建筑专用，传说螭为龙的九子之一，能吞云吐雨，在古建筑中多用于排水口的装饰。

明清至现代无处不在的石雕印记

明清两代，京城的宫殿、亭台、牌楼、庙宇、桥梁等建筑中，曲阳石雕无处不在，遗存至今。以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为代表的当代建筑，深深镌刻着曲阳工匠的印记。

清初，元明两朝实行的匠籍制度取消。曲阳地近京城，又有雕刻的传统，被征召入京的石匠非常多，许多人因此而留在了北京，北京的宫殿、府第以及帝王陵寝等建筑无不深深镌刻着曲阳工匠的印记。

故宫金水桥，据说是明代北京城的设计者蒯祥仿照元代杨琼所造崇天门前的周桥而建。

清西陵泰陵华表、石像生、石牌楼等取材于曲阳本地白石，也是曲阳工匠的杰作。

五台山龙泉寺石牌楼，由曲阳工匠两百余人合力完成，是五台山石雕艺术宝库的精品，显示了曲阳工匠高超的艺术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曲阳工匠承担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浮雕的雕刻任务，并在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等重大工程中，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由“曲阳雕神”卢进桥创作的“卧兽观音”“天女散花”和“三大仕”作品被国家定为珍品，分别陈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和中国工艺美术博物馆内。

此外，获得全国首届城市雕塑奖优秀奖的广州五羊城雕，也是由曲阳雕刻高手共同雕刻完成的。

佛首合璧幽居寺珍贵文物齐聚一堂

《曲阳石雕》展厅新增幽居寺文物10余件，并采用多种辅助展示手段，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2015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发愿将北齐释迦牟尼佛首捐回大陆，2015年5月23日，藏于河北博物院的佛身赴台湾与佛首合璧展出。2016年2月26日，在台湾展示了9个月的释迦牟尼佛首与佛身，在90岁高龄的星云大师的护送下运抵北京，并在国家博物馆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展出。3月28日佛首与佛身一起回到河北博物院，并进行了修复。

3月28日，北齐释迦摩尼佛首与佛身一起回到河北博物馆。

灵寿幽居寺北齐汉白玉释迦牟尼佛首流失海外20年后，终于回到家乡，见证了两岸隔不断的情与缘，彰显出两岸血脉亲情和中华文化强大感召力。大佛的回归不仅是近年来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更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影响和良好的示范效应。以大佛回归为机缘，河北博物院与台湾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缔结友好馆，两馆将在陈列展览、文物保护、社会教育、人员互访等方面展开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2016年4月30日下午，“星云大师捐赠北齐佛首合璧入藏暨一笔字书法展开幕仪式”在河北博物院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在河北博物院会见了星云大师一行。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刘曙光，省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长范照兵，副省长姜德果参加仪式并为修复后的大佛首展揭幕。刘曙光宣布北齐释迦牟尼佛首由河北博物院永久入藏。

随后，河北博物院对“曲阳石雕”展厅进行了重新装修布展，开辟专门空间集中展示以这尊释迦牟尼佛造像为首的一批幽居寺珍贵佛教石质文物，用优美深邃的佛教雕刻艺术，唤醒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展厅新增幽居寺文物10余件，并采用多种辅助展示手段，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

(相关资料由河北博物院提供)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