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一场史无前例的古建考察之旅

艰辛踏上古建考察之旅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一种声音。日本建筑学家狂妄地宣称，在中国已经不可能找到唐代的建筑，想看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这番言论，无疑是对中国学术界的打击和嘲讽：中国学者想要研究自己国家的唐代建筑，竟然要去日本！

当时，正在东北大学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决定亲自去寻找国内现存的古建筑。

△梁思成与林徽因

不久，他们受邀到达北京，加入 中国营造学社，第二年便踏上了艰辛的古建考察之旅。

△梁思成在营造学社办公室前

1932年，梁思成等人带着行李铺盖，背着测量仪器，来到 蓟县独乐寺。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古建筑考察。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梁思成完成了独乐寺观音阁的4张测绘大图、二三十张小插图，并发表了调查报告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和 《蓟县观音寺白塔记》。

其工作量之大，相当于现在的硕士论文甚至博士论文研究。

△梁思成独乐寺留念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独乐寺专号》

梁思成的学术成果，很快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视。

而他自己，又投入到了关于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的研究之中，并再次发表调查报告。

△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

日渐成熟的考察探索

梁思成的调查报告，带有明显的“行纪体”风格。他常常会把自己一路上的见闻趣事记录下来——

那天还不到五点——预订开车的时刻，我们就到了东四牌楼长途汽车站，一直等到七点，车才来到。汽车站在 猪市当中，——北平全市每日所用的猪， 都从那里分发出来——所以我们在两千多只猪的惨号声中，上车向东出朝阳门而去。

但到了涉及专业的测绘分析部分，又呈现出严谨的学术逻辑。

△梁思成绘制的独乐寺观音阁

在整个考察过程中，林徽因也体现出了自己女汉子的一面。

测绘时，她跟梁思成一起徒手攀援，爬上爬下，丝毫不含糊；而在对艺术的判断上，她总能提出全新的思路，这给梁思成提供了大量帮助。

到了1933年下半年，梁思成等人已经完成了对蓟县独乐寺、宝坻广济寺、正定隆兴寺的考察，经验与判断力都逐渐走向成熟。

△梁思成与林徽因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933年9月，梁思成等人启程前往 山西大同。

大同之行，算得上是各次考察中的“顶级配置”。刘敦桢、梁思成、林徽因，营造学社的三位精锐全都出动了。

△梁思成等人前往云冈石窟考察途中

梁思成等人在大同一共考察了19天，其中3天考察云冈石窟，7天考察应县木塔，在大同城里仅仅停留了9天时间，却完成了6座建筑的详测和9座建筑的略测。

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更发达的今天，这样的效率也让人望尘莫及。

△梁思成等人在山西

研究古建筑，必须实地调研测绘。但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一触即发，梁思成等人的考察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就在不太平的岁月里，梁思成等人在山西五台山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这里有一座 佛光寺，经过详细的调研、测绘，大家最终得出结论：它建造于唐代大中十一年。

△梁思成拍摄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

如果说独乐寺是营造学社考察的开端，大同之行是研究走向成熟的标杆，那佛光寺的发现无疑是考察之旅的高潮。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勘测山西五台山佛光寺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就在同一天，梁思成发出电报，正式宣布营造学社调查组发现唐代建筑。

△林徽因测绘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经幢

佛光寺的发现，刷新了近代中国古建筑史，给日本学者一个狠狠的反击，打赢了中日建筑学术界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报纸刊登营造学社调查组的发现报告

战争年代的学术传奇

从1932年开始，梁思成等人先后跑遍了中国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两千多处历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其中许多是新发现或新识别的。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一场古建考察之旅更显得无比珍贵。

△梁思成在四川雅安高颐阙

他们竭尽全力，与时间赛跑，希望找到那些藏在县城、山野甚至是荒漠之中的古建筑遗迹，一一测绘存档，避免它们彻底毁灭于战火。

△梁思成（后）和莫宗江在营造学社工作室内绘制图纸

当年，梁思成等人的这些学术考察成果，像一道温暖的光，刺破了笼罩在中国建筑界头顶的阴云，给予迷茫的中国学者们无穷的精神鼓舞。

他们在战争年代，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一段不朽的学术传奇。

如今，翻阅这些珍贵无比的手稿，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对学术研究的热忱，这无疑也鼓励着无数后来人。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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