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材料·工艺·模式——作为文化情感载体的博山琉璃

3.文化层面

玻璃在中国古代有璆琳、流离、琉璃、颇黎、药玉、瓘玉、水精、料器等众多名称，博山玻璃雕刻大师、文化学者 张维用曾写文章做过详尽的考证。他认为“流离”可能源于“璆琳”一词，唐代以后写作“琉璃”。[6]中国国家博物馆 赵永在《琉璃名称考辨》中认为，“玻璃”和“琉璃”中的“玻”和“琉”都不能单独使用，只能与“璃”合用才能表达特定的涵义，应该是外来语。[7]需要注意的是，完全从历史文献入手探讨玻璃的起源和名称存在局限性，因为不同研究者常常会从同一段文献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考古学家 安家瑶在名称起源的问题上更为谨慎，她指出很多玻璃古代的名称和水晶、宝石、玉这些天然材料混用，难以界定。[8]

“玻璃”至少在清代开始成为流行的称呼，而“琉璃”则被认为是古代建筑屋顶琉璃瓦的简称。但是世世代代的博山人都延续着“琉璃”这个称呼，张维用在《博山琉璃》一文中明确说明：“其实，琉璃就是玻璃，它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玻璃完全是一种东西。它们都是以几种矿石作为主要原料，经熔炼成为液体状态。”[9]博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孝诚先生在采访过程中也明确说明：玻璃和琉璃是一回事。笔者和绝大多数博山从业者沟通，发现他们都认同“琉璃”即为“玻璃”，但是坚持称呼为“琉璃”，这其中的缘由除了数百年来习俗的惯性，当然有对商业和社会推广现实性的考量，更是自我文化认同、身份界定的外在表现。

张维用先生著作

对“玻璃”和“琉璃”基于文化层面的界定更为复杂，因为文化知识是长时间叠加生成的，同时又有地域差异。这种时空差异导致的名称所指对象的混乱，不能一概而论之。自然界中其实存在着天然的玻璃，被称为黑曜石（obsidian），是在火山喷发等极端条件下形成的。人工玻璃的出现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玻璃的前身是釉砂（faience）和玻砂（frit），釉砂音译为“费昂斯”，世界各地出土大量的费昂斯珠，它们是先成型再烧结，其主要成分依然是晶体态石英砂粉末，而非玻璃态的非晶体结构，因此不是玻璃。但是现在某些收藏者习惯将这些费昂斯珠也称为“琉璃”或“琉璃珠”。

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地区，从清代至上世纪90年代，琉璃是指琉璃瓦相关的建筑部件，其制作是陶土烧制后表面再烧一层低温色釉，北京市的“琉璃河”“琉璃渠”都和琉璃瓦的烧造有关。相声大师刘宝瑞有句“瓷公鸡、铁仙鹤、琉璃耗子、玻璃猫”，用于形容某人一毛不拔，由此可见民众应该是把琉璃认定为琉璃瓦，不同于玻璃材料。

1987年，台湾地区的张毅、杨惠珊、王侠军创办“琉璃工房”，提倡具有中式审美的玻璃艺术作品，由于商业的成功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坚持宣称所做为琉璃，“琉璃”一词又开始和“玻璃”混淆，进入众人的视野和概念中，社会上产生了对“琉璃”和“玻璃”异同的困惑，并延续至今。

在当代博山的语境下，琉璃和玻璃作为物质两者没有区别，只是称呼的不同。虽然博山也有人以“是否为手工制作”或者“是否为彩色”作为区分玻璃和琉璃的标准，但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博山琉璃”成为了一个文化概念，是当地围绕着玻璃原料、工艺、生产、商业、记忆、传承，数百年来沉淀下的一整套内容。本文的讨论对象是博山地区以手工吹制玻璃和灯工玻璃为主体的工艺美术门类， 为了避免阅读的混淆，保证行文统一，全文都使用“玻璃”一词，只有在讲到“博山琉璃”作为文化概念时用“琉璃”一词。博山还是鲁派内画的中心，虽然是用玻璃作为载体，但内画过程对玻璃形态未做出任何改变，使用的颜料也非玻璃质烧结于表面，因此笔者认为内画是另外一门独立的工艺类型，不在本文关于玻璃的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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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价值

玻璃作为人工材料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前的中亚和埃及地区。根据现有考古发现，中国出土最早的玻璃是春秋末期。关于中国玻璃的的起源有两种观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学者们多持“传播说”或“外来说”，认为中国的玻璃是由西亚的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地区，如考古学家安家瑶便持此种观点。另一方面，科学家干福熹依据对中国古代玻璃的化学分析，提出了“自创说”[10]。文物学家杨伯达也持此种观点。起源问题涉及制作技术、玻璃制品、材料成分等方面的标准，难以简单下论断，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出土的春秋末期的玻璃镶嵌珠（俗称“蜻蜓眼”）缺少发展演进逐渐使工艺成熟的中间环节，应该是舶来品。后来，中国的工匠采用不同于中亚玻璃的配方创作出具有中国审美特征的玻璃镶嵌珠。 早期最为典型的中国风格玻璃制品是玻璃璧，对玉温润质感和视觉效果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了中国玻璃审美的始终，进而演变出对不同珍贵玉石效果的模仿。虽然威尼斯也曾流行仿玛瑙石的玻璃料，但西方人对玻璃的水晶质感和透明宝石效果的追求是绝对主流，这是东西方玻璃审美的差异。

博山当地的玻璃色料有数十种，有多种引以为傲的名贵色料，比如金红色，如同紫红色的透明宝石颜色，其在熔炼中需要用黄金发色，因此价格昂贵。 但博山色料之名贵更多的并非缘于材料本身价格昂贵，而是因为和中国传统珍稀玉石审美相一致。最具代表性的名贵色料是 鸡油黄，由于此种色料经抛光处理后晶莹脂润，如同被酥油沁润一般，具有蜜蜡的温润和田黄石的质地，博山人给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鸡油黄。此种色料源自清代造办处玻璃厂，博山美术琉璃厂（简称美琉厂）应外贸部门的要求，经过反复试验在1972年获得成功，在国际工艺品市场上大受欢迎。 鸡肝石是一种古朴典雅的不透明的深紫红色料，常用此色料制成笔筒、笔洗、笔山等文房用品或花瓶，表面层打磨去除后，显露出玻璃料的黑色纹理，美观绮丽的花纹形成变幻莫测的图像，如重峦迭嶂或水墨晕染，变化万千，与常被制成家具或屏风的花纹大理石极为相似。此外还有松石绿、新近研发的金丝鸡血红等色料，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多和珍贵玉石相关。博山的工匠还可以用不同颜色配以特殊工艺，制作出的玻璃在色彩和质感上，和玛瑙、翡翠、砗磲几乎别无二致。

鸡肝石美人瓶，作者：孙云毅

但名贵色料归根结底还是玻璃，不应过度夸大色料本身在作品中的重要程度，因为抛开作品单纯谈玻璃色料是没意义的，应当更努力提升作品的设计水平和制作工艺，赋予作品以名贵色料为基础的文化价值。博山的玻璃色料配方在历史上广泛使用当地山区所产原料，极具地方特色和保护价值，由于各家工厂配方存在差异且被视为商业机密，只能寄希望于各个企业做好整理和保护。博山生产的玻璃制品，作为装点生活的工艺品，造型设计和颜色需更贴近当代人生活审美。

玻璃制品的色彩不单是颜色搭配问题，更为基础的是色料本身的色相和饱和度。 玻璃料的发色主要由原材料配方中金属氧化物所决定，同时与原材料配制者的审美有直接关系。人的审美有稳定的一面，但绝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某些色料的颜色本身已经略显陈旧，应当在配方上做出调整以适应现代审美需求。

3

工艺积淀

玻璃由于自身材料特性，进而形成了独特而多样的制作工艺。我们在谈论工艺时通常包含两个层面，“工”是制作的技术高度，而“艺”则是指艺术特征和水准。古今中外的玻璃工匠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创作出大量具有自身文化特征的玻璃制品或艺术品。两千多年前发明的吹制工艺是玻璃制作最重要的技术变革之一，玻璃在高温下成为熔融的状态，被吹起塑形到所追求的形态。 博山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吹制玻璃的重要产区，正是由于一代代博山工匠孜孜不倦地探索，促进了本地玻璃工艺的创新发展，在多种因素的促使下，博山最终成为中国工艺类玻璃制品的唯一集中产区。

博山有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玻璃生产加工作坊遗址，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出土了玻璃窑炉、玻璃器、玻璃料、玻璃原料矿石，以及融化玻璃的坩埚等。由于当时对现场是抢救性发掘，实际工作时间只有10天，因此清理面积有限，但是已经能判断出当时生产规模很大，说明在元末明初博山地区的玻璃生产作坊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且规划有序。出土的主要为簪、珠、环等小件的玻璃，在此之前应该已有长时间的技术和经验的积累。

明朝嘉靖年间 《青州府志》、清初孙廷铨的 《颜山杂记》对博山的玻璃生产情况都有著述。特别是《颜山杂记》的琉璃篇，是对当地康熙年间以前的玻璃生产的总结，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玻璃的著作。书中记载了古代博山玻璃的原料、熔炼、色料种类、产品门类，特别是不同制品相对应的制作工艺，比如：“围棋滴之，风铃范之，料方亦如之。条珠缠之，细珠写之，大珠缠之、戛之。”[11]作品的制作步骤：“凡为砚滴，先得顶口，次得腹，次得提，后得吐水。”[12]

根据过《颜山杂记》的记载，清初博山的玻璃多为小生活用品，比起明代多了“空之属”（即吹制类的制品）。《颜山杂记》对此描述得很清楚：“凡制琉璃，必先以琉璃为管焉，必有铁仗、剪刀焉，非是弗工。”[13]意思是先制作玻璃管，再吹制产品。可以肯定，这样的产品体量较小、重量较轻。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廷下令成立玻璃厂，聘请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博山、广州的匠人工作。 宫廷造办处玻璃厂生产的玻璃制品是我国古代玻璃的高峰，这是中外工匠共同努力，在皇家不计血本投入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中外工匠如何共同工作、相互交流，产品制作中如何配合分工，这些细节我们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过程对服务宫廷的博山工匠具有促进作用。因为对于专业人士而言，工艺无须高谈阔论，往往只须一眼瞧过去，便可领悟其中的玄妙。除了工艺的交流，还有工具的借鉴，造办处玻璃厂博山籍工匠将金属管吹制技术带回了博山，至此之后，博山已可以做较大型的吹制类作品。

制作料条（摄于解放前上海）

历史上的博山主要制作簪珥之类的首饰，到了近代，拓展到手镯、扳指、戒指、帽顶、耳坠、别子之类的小饰品。此外，鼓珰、料兽、花果、花插、烟缸、各类珠子都是是博山长期生产的产品。由于烟草的传入，博山还曾制作仿玉石的烟嘴，和真正玉石相比价格低廉且花色繁多。 民国期间，博山的玻璃生产受国内外政治时局的影响很大，虽发展很不稳定，但是仍有进步，产品种类增多。博山西冶街几乎家家都以生产玻璃制品为业，形成了专攻某工艺门类的作坊品牌，如孔家花球、薛家孔雀翠手镯、毕家铺丝屏等。民国时期，博山绝非我国手工玻璃制品唯一的产地，从当时国外人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上海地区也有手工吹制玻璃生产作坊。连年的战争使解放前博山的玻璃生产一片凋敝，玻璃制作数百年未曾中断的积累和民众情感，使博山玻璃在新中国成立后快速恢复。 80年代以后，由于来样代工生产的需要，当地开始较多地向国外学习。近20年，伴随着网络传播和国内当代玻璃艺术的兴起，以戴尔·奇胡力（Dale Chihuly）为代表的 欧美玻璃艺术家的作品被介绍到博山，对博山玻璃产生极大的触动。

大型灯工玻璃挂屏作品《锦绣前程》

真正能代表博山玻璃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的是料兽、花球、鼻烟壶、灯工料景和套色雕刻等非实用性的产品。清代后期，博山开始制作鼻烟壶，比较有特色的是在小型的圆炉上，用特殊的钳子撑起鼻烟壶的内膛。此种工艺制作的鼻烟壶壁厚更加均匀，能实现非常多层的套料，后期制作的套色雕刻鼻烟壶异常精美。原博山美术琉璃厂（后又简称“美琉厂”）曾于1958年派人去北京的料器厂学习灯工玻璃工艺，博山灯工主要使用当地产玻璃料条[14]，而非工业化生产的耐热高硼硅玻璃管。因此作品多为玻璃热塑（glass hot-sculpting）工艺制作，写实表现的花鸟鱼虫及各类动物，颜色喜庆丰富，具有吉祥美好的寓意。1995年，由美琉厂工艺美术研究所孙即杰设计，程圣远等多人制作的大型灯工玻璃挂屏作品《锦绣前程》长达6米，整件作品造型准确、色彩艳丽，如同一幅大型的工笔重彩水墨画，具有极高工艺价值和艺术表现力。50年代，美琉厂还去临近的邹平县把原在北京玉器厂的王德行找来，生产具有清代风格的玻璃套色雕刻类产品， 张维用是最具代表性人物。

据记载，1907年，北京鸿兴永料货庄将一个瑞士的花球带到博山仿制，根据描述，笔者认为是千花工艺（millefiori）制作的镇纸，博山人称其为“万花球”。由于长期畅销，花球逐步成为博山重要的产品门类。后来博山工匠又发明了“扎瓣”工艺，将花球内部图形表现由平面图案向立体化发展，造型设计也越来越有中国特色。美琉厂作为国内唯一的工艺玻璃大型企业，鼎盛时期员工超过2000名，拥有诸多分厂和不同的业务部门。而且几十年来的核心业务和工艺追求方向没有改变，那就是与艺术和设计相结合的手工工艺玻璃。

由于博山玻璃制作工艺的手工特征和艺术特色，被众多艺术家和设计师所推崇。原美琉厂负责人孙即廷先生今年已80岁高龄，他14岁参加工作，从普通工人做起，后任厂长、党委书记。他印制考究又极具历史感的名片，不禁令人在脑海中还原出美琉厂八九十年代的盛景。在他全面主持工厂行政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以提升博山琉璃的社会知名度。孙先生思路清晰，对过往的很多事情如数家珍。在采访中，他介绍说， 美琉厂曾于1982年在北京北海团城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张仃、雷圭元、庞熏琹几位先生都曾前去参观。当时张仃院长说：“博山琉璃我还没见过，这么好啊！我光认为故宫琉璃瓦是琉璃。”几位先生最后纷纷题字，张仃题“日新月异”，雷圭元题“推陈出新”。此外美琉厂还在美国、日本、西德、韩国、香港等地进行技术交流和工艺品展销会。

孙先生还特别介绍道， 1982年韩美林先生来到美琉厂驻厂一个月，期间大概做了百余种设计。他替韩先生总结了四句话：“住的是办公室，吃的是普通饭，晚上搞设计，白天下车间。”后来在展览室，专门用了两个展橱展出韩美林设计的作品，遗憾的是相关资料和实物如今都已踪迹难寻。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美琉厂技术骨干参加工艺美术展览（前排右一程圣远、右二孙即杰）

刘成修（右一）配合笔者吹制创作

王爱广用老式小圆炉制作扎瓣花球

美琉厂作为那个时代的工艺玻璃教育和科研机构，是上世纪中国玻璃艺术化的先声。特别是在山东儒家文化传统师徒观念的熏陶下，注重工艺技术的传授和延续。不同于河北的承德、辽宁大连、山西祁县等地相对单一的大型实用器的流水线模具吹制，博山技术工人的工艺水平更高也更为全面。像韩美林先生这样，定期到博山从事创作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过去很少。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当代玻璃艺术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院校师生和艺术家来到博山，与博山的技师合作，从事个人艺术创作，笔者也是其中之一。这有助于外界更好地了解博山玻璃的工艺实践，相互交流配合对博山技师思路上的开拓也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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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之变

博山玻璃的经营管理模式依旧保留着强烈的传统手工作坊的特征和痕迹，但也一直在适应时代浪潮的起起伏伏中演进。20世纪50年代初，博山玻璃业即成立了合作社。1956年，在全国社会主义合作社的浪潮下，吸纳新的会员进入，改名为“博山琉璃工艺合作社”。在此基础上， 1966年成立淄博美术琉璃厂（后更名为博山美术琉璃厂）。伴随着改革开放， 80年代博山玻璃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90年代与日本三爱硝子有限公司、中国台湾精工商社成立合资公司。合作社和美琉厂在设备改造、色料研发、工艺提升、人才培训、外汇赚取、对外援建、宣传推广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3年，曾经门庭若市的博山美术琉璃厂宣布破产改制，涌现出更多的私营玻璃生产企业。私营企业在经营上更加灵活，但同时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

• 一是市场竞争的无序。企业相互压低价格恶意竞争，甚至达到了产品根据玻璃料重量定价的窘境，产品文化附加值几乎不复存在。
• 二是不重视国内市场的开发。受外向型经济导向的影响，海外市场多是来样加工，企业缺乏设计积累和经验。当海外市场动荡萎缩后，企业完全没有设计研发能力。
• 三是设备、工具、原料配方、销售改造升级力度不够。近些年因为效益的下滑，企业更是缺乏资金用于升级，产品品质停滞不前。
• 四是缺乏技术工人梯队建设。由于工作条件恶劣且缺少与之相配的个人荣誉感，现在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进入工厂一线当吹制技师。没有新鲜的血液注入，长此以往将会是对本行业发展的极大束缚和最为严峻的问题。

传统手工玻璃产区衰落，玻璃工厂经营难以为继并非博山独有，而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的现状，甚至就连举世闻名的意大利穆拉诺岛的玻璃产业也主要靠旅游业苦苦支撑，而在今年疫情的打击下更是元气大伤。 面对日益严峻的问题，博山玻璃从业者转变经营模式和深入改革势在必行。捷克、瑞典、意大利、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玻璃工厂更早经历了经营模式的变革，可以给我们一些经验上的借鉴。博山玻璃经营正向三种模式转化：向现代化文创企业转型（市场化），向偏个人创作的小型工作室转变（个性化），发掘拓展全新的经营内容（专业化）。

西冶工坊

时至今日，企业依然是博山玻璃生产的主体，在博山及附近地区，专门的手工玻璃生产及配套企业超过两百家。2006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博山“中国琉璃之乡”的称号。这些企业都在积极拓展单一的产品生产出口业务，开展博山琉璃文化推广、工厂体验式旅游、艺术品协助创作、互联网多渠道销售、线下渠道代理、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文化主题酒店等多种经营模式，向多元化经营的文化创意型企业转型。

个人工作室近些年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经营者主要是博山当地的众多工艺美术大师。

《荷塘月色》系列作品 作者：徐月柱

鸡油黄镌刻鼻烟壶《雅集》 作者：孙云毅

套色雕刻《荷风清韵》 作者：刘涛

饴山琉璃工作室“月球灯”

以博山玻璃的人员、材料、设备为基础，进行专业化配套服务也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国内院校2000年开始玻璃艺术专业和课程的开设，博山长期的积淀和经验对高校是有益的补充。并且，玻璃作品除了自身的艺术魅力和材料美感，制作过程中的表演性也引人入胜，这都为博山玻璃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慧橙琉璃艺术大篷车”在展演中与观众互动

任波向灯工工艺爱好者演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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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从清末以来，博山玻璃业的发展经历了起起落落，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煤炭、陶瓷、玻璃曾是近代博山的三大支柱产业。新中国成立后，博山成为山东重要的工业城市。从考究的博山“四四席”、市区历史感的烟囱厂房、建筑内悬挂的名人字画、当地人交谈中的自豪感中，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依稀可以想象曾经的辉煌。由于国外市场的变幻、国内礼品市场的萎缩，博山玻璃在当地GDP中所占有的份额已不复当年。考虑到日益完备的环保标准和要求，玻璃工厂作为高耗能企业，已经成为某种“落后”的象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琉璃烧制技艺”证书

2020 年博山琉璃双年展

博山古窑村

淄博市宣传部长毕荣青展览会现场直播带货

在当今国家文化战略的背景下和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探索传统工艺玻璃的现代性转换是博山未来的必由之路。博山琉璃已经入选国家级非文化物质遗产的保护项目，并逐渐成为了具有文化和情感内涵的专有名词。作为文化工业，博山琉璃是深刻的民族情感和人文精神的载体，它的价值和意义绝非经济价值可以衡量的。当地政府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合作设立研发机构，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博山区加快陶琉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多项措施。

博山当地曾经的雄心是把博山变成“中国威尼斯”，但是随着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和发掘，正开始着力于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和模式。

2009年，“博山琉璃”被国家工商总局授予国家地理标志， 博山最应该的不是成为想象中的他者，而是要蜕变为更好的自我——中国博山。

注释：

[1]张勤远、王伟超、姜中宏：《玻璃态物质的本质》[J]，《科学通报》，2016年第61卷第13期。

[2][日]作花济夫：《玻璃非晶态科学》[M]，蒋幼梅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3]同[2]，第17页。

[4]张勤远、王伟超、姜中宏：《玻璃态物质的本质》[J]，《科学通报》，2016年第61卷13期，第1407页。

[5][苏]布留敏：《釉》[M]，刘长荣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59，第1—2页。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博山区委会:《博山陶瓷琉璃文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第206—207页。

[7]赵永：《琉璃名称考辨》[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5期，第66页。

[8]安家瑶：《玻璃器史话》[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第8—12页。

[9]同[6]，第205页。

[10]干福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J]，《自然杂志》，2006年第28卷第4期，第187—188页。

[11]张维用：《〈颜山杂记·琉璃〉校注》[J]，《玻璃与搪瓷》，1996年第6期，第52页。

[12]同[11]，第52页。

[13]同[11]，第51页。

[14]料条：用吹管或顶杆取料后，玻璃料在较高温的状态下被均匀地拉伸至直径1~2厘米的长条，并断开成1米长左右，可以作为灯工类生产的玻璃料，因此被称为料条。

资料来源/转载自 装饰 公众号（原文有删减）

原文/《材料·工艺·模式——作为文化情感载体的博山琉璃》

刊发于《装饰》2020年第10期

作者/李静 工艺美术系副教授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