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察布博物馆收藏了哪些珍品？不妨今天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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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馆之宝

步摇冠金饰件

（北魏，这是复制品)

1981年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出土

马头鹿角形金步摇

北朝（公元386年-581年）

牛头鹿角形金步摇

北朝（公元386年-5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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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馆之宝

虎衔鹰金饰牌（西汉早期）

出土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白家湾村。两牌的正面浮雕出虎衔鹰的造型，猛虎呈站立式，右前爪踩踏着鹰的颈部，仰首咬噬着鹰的头部。它们是匈奴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遗物，富有浓郁的游牧生活气息和独特的民族风格。

1956年在凉城县小坝子滩的一个窖藏出土一批金银器，精美异常，代表了西晋拓跋鲜卑的工艺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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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猗也金”四兽纹金饰牌（西晋）

四兽形金饰牌由4兽两两相背，上下排列组成。

四个神兽头部似鹿非鹿，

似马非马，身、腿似马，但虎爪，犬尾，

兼有食肉动物的特征。

下面是网上的原件照片

饰牌的背部錾凿有“猗也金”三字

猗也金是拓跋鲜卑始祖拓跋力微之孙

兽面纹四鸟形金佩饰（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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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噬鹿纹金饰牌（西晋）

虎侧身而立，张口噬鹿，背刻鬃毛，臀部上翘，

虎腹上铸有凸出的两个狼首，

以菱形纹作间隔。

嵌宝石熊形金饰（西晋）

网上的原件照片

▼三鹿金饰牌（东汉至晋鲜卑）1974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井滩村出土

▼龙形金饰件（北朝，复制品，好歹搞成金色的嘛）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西河子窖藏出土

网上的原件照片。

以金丝编结绞索式龙身，两端接金片锤卷的龙首。

龙身由两百七十环连缀，可盘曲错动。

▼“大员”铜壶（北魏时期）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商都县出土，盛酒器具。有“大员”（大天苍穹之意）二字，应该是北魏皇家祭天地神鬼所用的酒器。它形状古朴，大气自然，规格很高，为同类铜壶中仅见。

▼乌兰察布盟长印（清代）

▼乌兰察布博物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镇馆之宝

千年契丹女尸，是上世纪80年代乌兰察布市辽墓出土的

1981年，考古人员在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固尔班乡豪欠营村湾子山发现一处辽代古墓，墓室内惊现一具完整的契丹女尸，其考古价值仅次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女尸。发现时，女尸在一座密封程度很差的石券墓穴里，无棺无椁，埋在积满淤土的砖砌尸床上。女尸身穿铜丝网络，面戴鎏金面具，身上包裹的丝织物基本腐烂，但身体保存完整，经专家考证，其生存年代为公元10世纪初的辽代。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生前面貌复原

在出土时，棕红色的皮肉尚有一定弹性。这具尸体两臂丰腴、双腿肥硕，胯骨与臀部宽大，腰部紧束。加之右鬓角上的一朵展翅欲飞的蝴蝶结，更显得美丽端庄。遗憾的是，这具有着重大考古价值的契丹女尸，出土三十多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存，如今已经开始干裂。

鎏金面具覆面

这具契丹女尸身穿铜丝网络，

表现出浓郁的辽代契丹族葬俗，

证实了契丹族“用金银为面具，

铜丝络其手足”的“贵人礼”。

考古人员依据其墓室条件、服饰

随葬品等方面进行分析后认为

她绝不是辽代皇族的成员

极有可能是当时的一个富家小姐

其他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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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纹金花银碗（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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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丕昌天”海舶镜（辽代）

一艘舟舶落帆扬标行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水曲纹满铺镜背，波峰，波谷十分规整，

水中有击起的浪花，并点缀一些花叶。

船头尾各有数人。

钮上部有“煌丕昌天”四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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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瑞凭帖铜版（民国）

这件凭帖取是一件旧式鞋店的取货单和广告

，专门用于联络大客户和当地士绅，

凭此可取到该商店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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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八旗服饰

察哈尔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察哈尔文化在历史上是蒙古族草原文化的正统代表的主流。

这里的察哈尔妇女头饰比民俗馆里的更精美

察哈尔男子腰间必配火镰、刀子、筷子

蒙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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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特展

绥远抗战的先声——红格尔图战役

（这场战役也是因为某些原因，至今不为大家所熟知）

“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国东北三省迅速沦陷，热河、冀东和察北也很快陷入日寇铁蹄之下。1936年秋，日本侵略者将魔爪伸向内蒙古东部地区。爱国将领傅作义所部在红格尔图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较量，一举粉碎了日军染指绥远的图谋。

红格尔图战役从1936年11月12日开始到18日结束，由傅作义将军指挥，彭毓斌为前线总指挥，董其武为副总指挥，是全面抗战前华北地区较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开创了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战胜并驱除日伪军的先例。

红格尔图村翻译成汉语意思是小的盆地，这里三面环山，只有一面是开阔地，易守难攻。绥远抗战的主力是傅作义的35军和山西晋绥军的骑兵师，就是赵承绶的部队，但是当时蒋介石也派来了中央军。在这个战争打响之前，阎锡山把他父亲的资产80万银元捐了出来支援抗战。

红格尔图是日伪军进犯绥远的必经之地，是绥远的东北门户。1936年11月，日寇任命匪首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领5000多名日伪军向红格尔图进犯。11月12号，日伪军5000多人向红格尔图进发，并派飞机对守军阵地狂轰滥炸。当时驻红格尔图的中国军队仅有傅作义率领的35军和晋绥军两个连和一个机枪排，以及当地民团和外围剿匪的蒙古军队共计400多人。

13号和14号，日伪军两次对红格尔图试探进攻，都因为天气原因作罢。15号清晨，日伪军再次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狂轰滥炸，我守军沉着应战，依托碉堡与城壕的掩体工事，击退了敌军多次进攻。16号，天刚蒙蒙亮，敌人发起新的进攻。先是动用飞机大炮轰炸了1个多小时，城壕掩体数处倒塌。战斗最激烈时刻，傅作义将军亲往集宁前线指挥，秘密调兵遣将，准备奇袭敌巢。

18号晚，围歼日伪军的战斗正式打响，中国守军全线发起总攻，枪炮声震撼天地。这次战役历时7昼夜，以我军大获全胜而告终。红格尔图之战以少胜多，捣毁日酋田中及王英司令部，毙伤日伪军1700余人，俘虏300余人，缴获大量日军辎重、机要文件和电台、密码本，1架日寇飞机在进行报复性轰炸中，被我守军用步枪击落等。

傅作义于红格尔图初战告捷的当晚，乘敌一时难以再犯之机，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最终收复了百灵庙、大庙等战略要点。

绥远抗战，历时5个多月，击毙日军近百名，共歼灭和瓦解伪军1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和2个骑兵连。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粉碎了日军西进绥远，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

傅作义先生1937年讲到这次战斗时说：“敌人当时有五千至七千人，而我军只有三百余人，与之相较，整差十几倍。同时敌方有飞机大炮助战，而我军只有来复枪。苟在当时，如以利害计较，如顾到物质条件，那我们决不能胜，红格尔图亦决不能守，但是结果胜利反属于我，为此战争最有价值之战争也。”

战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派南汉辰同志率慰问团亲赴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慰问，并赠送锦旗一面，上写“为国御侮”四个大字。毛主席、朱总司令还从延安发来贺电，高度赞扬绥远守军的抗日精神。著名记者范长江亲赴阵地采记，写出报告文学《壮哉红格尔图》，报道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蒋介石也致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

这次战役，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极大地激发了蒙汉人民抵抗日寇侵略的激情，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是“西安事变”的诱因之一。

绥远抗战和百灵庙大捷，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胜利。从1933年长城抗战至1945年日本投降，傅作义部在晋察冀和绥远坚持抗战12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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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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