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鲁案砥柱”陈干将军——纪念青岛回归100周年

陈干中将戎装照（佟立容提供）

孙守源

历史证明：主权和领土，一旦失去，归来不易。25年前，国人亲历香港百年回归，那一夜风雨交加，我们泪眼模糊，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家乡青岛1922年回归，同样是一路风雨，万重险阻。当时有位将军横刀立马，保驾护航，曾被《清史稿》主编赵尔巽和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誉为“鲁案砥柱”，他就是鲁案善后谈判代表陈干（图一）。陈干缘何身膺重寄？如今鲜为人知；他在青岛回归中的“砥柱”作用，一直没有引起史学界重视。笔者父亲与陈干都是1880年代出生在胶莱河边的莱州府人，深知那代人目睹日本欲亡中国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撰写此文，希望人们走近陈干，了解当年青岛回归的艰难历程。

一 身膺重寄

1922年2月4日，中日两国在华盛顿会议中签订了归还青岛和胶济铁路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简称“鲁案”。6月7日，北洋政府宣布鲁案善后事宜督办王正廷为中日联合委员会中方委员长，委派何宗莲、唐在章、徐东藩为鲁案第一部委员与日本组成联合委员会，就青岛行政接收和公产、盐田、邮电、海底电线移交等事宜谈判，为青岛回归“商订执行详细办法”。6月29日，中日联合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外交部正式开始。

1922年6月29日至11月30日中日鲁案善后谈判会址——北京外交部

鲁案第一部委员何宗莲（1861—1931），字春江，山东平阴县人，早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1917年授予陆军中将衔，1918年被封为弼威将军后不久引退归鲁，定居济南。此次受命出山，何宗莲倍觉荣耀，可是谈判开始后感到难以斡旋折冲，便告病请辞。出师未捷，老将退阵，这让国人始料未及，兆示鲁案细目谈判不容乐观。北洋政府一时难有合适人选，因为接替者必须是拥有很高资历和声望的山东人，既要被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所接受，更要得到目前掌控北京政权的直系首领认可。

清末民初，一些接受士绅理想的商人自觉参与社会新秩序的建立，被称之为绅商，这群社会精英领导下的会馆、行会、商会将社会自治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四运动之后，山东绅商对政府外交的参与意识日益强烈，对鲁案细目谈判尤为关注，渴望选派一位值得信赖的本土代表，看好自己的家园，抵制政府官员外交腐败和妥协。此时恰有一位迁居青岛不久的陈干将军进入他们视野，成为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陈干（1881－1927）字明侯，山东昌邑人。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陈干义愤填膺，于1902年投笔从戎。1904年陈干进入湖北陆军学堂学习兵事，1905年赴日本见习，加入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1908年，陈干以山东同盟会主盟人的身份，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校名即振兴中华之意，从此他把青岛视为第二故乡，在刘冠三、陶成章等同盟会员协助下，震旦公学传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思想，成为培养革命志士的军校。武昌起义后，陈干被陆军部总长黄兴任命为山东民军统领，率军与浦军、粤军合力击败作乱的张勋，光复徐州。1912年3月，陈干奉孙中山之命组建陆军第39混成旅，被任命为少将旅长。袁世凯上台后，陈干被迫遣散所部，辞去旅长之职，出任段祺瑞陆军部谘议官，被晋封陆军中将。此后，陈干先后出任山东省政务厅厅长和陕西省实业厅厅长，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陈干被任命为总统府谘议，为促使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政府合作居中奔走，“及鲁案细目协定开议，山东绅商公推陈氏出当交涉之冲”（ 班鹏志1924箸《接受青岛纪念写真》。

北洋政府自袁世凯死后，任何一项重大决策或人事变动，必先求取地方大员意见。此时，北洋政府由直系掌控，他们对广州政府谘议陈干出任鲁案谈判代表能否认可委任，取决于远在洛阳的直系灵魂人物吴佩孚（图三）。三年前，当青岛归属问题引发“五四”运动时，直系将领吴佩孚在衡阳以第三师全体官兵名义， 通电北洋政府和全国各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要求大总统“以民心为怀，而释放学生，……收回青岛，以平民气，而救危亡”，促使北洋政府“俯如所请，而下罢免曹、陆、章之命令”。接着，吴佩孚联合南北众多将领通电，反对巴黎和约签字。他说“山东青岛系中国公共之领土，非少数人之私产也。况其地当冲要，为我国沿海第一门户，决不能断送于外人。故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誓死力争，拒绝签约，非达到交还目的不止。我政府对此重大问题正宜俯察舆情，以应外交”(1919年7月6日吴佩孚就对德和约拒绝签字意见致北京政府国务院电)，迫使总统徐世昌放弃“两害取轻，和约签字”之主张，让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打破了近代中国与外国列强历次交涉中“始争终让”的惯例。徐总统感叹道：“吴子玉一言一行，可以动天下视听，天南地北，到处呼应，他的种种意见，我们倒是必须注意留心。”蓬莱人吴佩孚为青岛得以回归争取到最后一次时机，所以他对鲁案善后谈判人选最具话语权。

陈干将军与吴佩孚初识于1919年秋天，当时陈干从北京去吴军驻地湖南衡阳拜访，虽然政见有所不同，但陈、吴两人对捍卫家乡山东权益和青岛回归地见解惺惺相惜，都有誓死力争、甘为前驱的家国情怀。此次山东乡绅公推陈干为代表，两湖巡阅使吴佩孚也认为人材难得，便顺应民意，延聘陈干为两湖巡阅使署顾问，并以此名分向北京政府保荐。9月5日，总统任命两湖巡阅使署顾问陈干为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陈干身膺重寄，众望所归，他表示：“蒙玉帅推荐得滥竽其中，敢不谨慎自勉？”日后青岛回归的风波进一步证实，若无陈干砥柱中流，奋力抗争，其后果不堪设想。

二 孤军抗争

（一） 时限之争

1922年10月30日上午，中日联合委员会议在北京外交部继续开会，陈干第一次出席会议。这位山东民众代表的到来，无疑是对惯弄伎俩的日方首席代表小幡酉吉很大威慑。小幡1898年出任日本驻华公使馆参赞，后因协同交涉日本强占青岛进而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有功，升为公使。此人外表谦和有礼，内心阴毒凶险。他自称“中国通”，了解陈干在家乡亲见日军1914年出兵青岛时沿途烧杀奸掠，知道陈干曾奉命赴胶东各县调查日本战火给当地民众带来的灾难，明白陈干委员正是日本对华外交极力示好的实力人物吴佩孚委派到鲁案善后谈判的钦差大臣，这让他对陈干不敢小觑和无理。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在华盛顿的签订，被日本政界视为“对中国之屈让的外交”。日本企图在北京进行鲁案细目谈判时纠缠拖延，若超过华盛顿会议规定期限，便借此推迟甚至拒绝交还青岛。鲁案第一部委员会议开始后，每周二、四共召开两次，这是小幡提议决定的。不久，小幡提议公产分会应去青岛开议，于是决定暂时休会，直到10月30日复会，4个多月过去了，众多议题尚未议及和解决。陈干察觉小幡故意拖延谈判的意图，曾向吴佩孚秘书长郭绪栋（字梁丞，胶州人）反映：“华府会议规定两方交涉以六个月为期。……以弟观察，恐细目价值未及妥协而交涉期将满，届时如含糊签字，则吃亏甚巨；如不签字，则彼必借口逾期未决责在中国。”时不易迟，陈干在10月30日复会当天致信函小幡公使：“干以东人而言，甚知地方情形，据地方父老意见，均愿借鲁案问题从速解决，……不愿因鲁案问题长此纠扰，至令两国国民生许多误解，于国际上亦极不相宜。此地方父老意见如是，干忝列委员之一，仅本此诏示，掬诚向阁下陈述，想阁下亦必欣以为然也。”

陈干以山东代表人的身份反映“地方父老意见”，敦促小幡对“鲁案从速解决”，不要“长此纠扰”，其词语严正，口气委婉却不容推委。小幡见自己的狐狸尾巴被抖了出来，只好回应“卑人亦表同感”。从此，鲁案第一部委员会议除星期日外，天天开会，甚至一天两会，加快了谈判进度，确保鲁案谈判在规定期限之内完成。

（二）地权之争

青岛土地权是鲁案细目谈判中的核心问题。所谓青岛回归，即是青岛土地的回归，可是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得青岛租借地后，购买和强租了大量土地，他们在会议上提出其购租的土地不在鲁案交还之列，并要求对这些土地永远占有和承租。

早在陈干参会之前，中方委员徐东藩在王正廷支持下，已经“与日人私行订立草约，将日人在青岛占领土地改为‘永远租借’”。这让陈干左右为难，他说“现时期一满三十日（笔者注：离谈判期限只有30天），过于迫促，故日人故意纠缠，逼我入其范围，如允其要求，土地为其私有，公产为其保留，即大吃亏兼可种莫大之祸；……此时如翻前言，有会议录为证；如不翻前言，干绝不敢许”。 陈干当初出使鲁案善后谈判时即立下“三争三不争”的决心：“争主权不争浮利；争土地不争房子；争永远不争暂时，宁受其强权一时压迫，绝不能由我辈认可半个字。”陈干不忘初心和使命，坚决要求收回青岛这些土地权，反对日本永租，这就把自己置于既要与日方小幡争斗，又要说服王正延和徐东藩改变观点立场的两难境地。

首先，他向王正廷指出徐东藩草约将日人在青岛占领的土地允其永远租借的错误：“德人以兵力强占（青岛），不过九十九年。今既收回，为‘永远租借’，可谓荒唐之至！”王正廷听后黯然不语，似有觉悟，但仍认为日人在青岛购买的土地属其私有，若要其交还，担心引起中日争议，导致谈判破裂。于是，陈干连夜伏案致信王正廷，详尽论述我国土地权，进一步指明：日人在青岛无论是买的还是租的土地，其拥有的只是地皮而不是土地权；若承认其土地权，允许其永租，待日本交还青岛之后，青岛将有日本大片殖民领土，所谓收回青岛岂不成为一句空话？

随后，陈干向洛阳吴佩孚求助：“徐东藩在青岛同日人擅定‘永远租借’四字，望设法预为消灭，……如服从，干何以对父老？何以对地方？”同时致信吴的秘书长郭绪栋，请他“务请玉帅主持，青岛土地权，当根据华府条约收回，不准延期或有‘永远租借’字样”，得到他们地支持。

在陈干坚持和不懈努力下，中方委员们对土地权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并在联合委员会议上按陈干的主张向日方正式提出，驳回日方对青岛土地要求。会上小幡甚窘，质问中方代表：我日本国民在青岛合法购买和租用的土地，贵方为何说我们占有的仅是“地皮”？陈干随即回答：“本国人买地，虽统称之曰地，但主权仍在国家。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外人买地，只能曰‘地皮’，而不能曰‘地’，恐浑合也。故青岛暨各租界地，只能曰‘地皮’而不能曰‘地’者此耳。譬如台湾、香港九龙由敝国割弃为贵国暨英国，领土主权完全付与，较之各方租地则截然不同，想贵委员长必明此旨也。”

陈干态度温和，引经据典，逐层论证，解说无懈可击，不容置疑，令中方同仁暗自称绝。会前“同事中人均坚为争执，言日本钦差必不可认”。没想到日本公使小幡对陈干的发话竟无言以对，只能同意将“公文中所有‘土地’字样而改称‘租地’，所有‘地产’而改为‘地皮’”。日后在中日签订的细目协定上统统去掉了“永远租借”四字，换成“续租30年”，确保青岛土地完全回归。

（三）电缆之争

地权之争风波刚平，谁知一波又起。在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会谈期限到来前的最后一周，陈干与王正廷因中日海底电缆线谈判势不两立，矛盾公开，惊动朝野上下。

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美国耶鲁大学博士，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1917年出任广东军政府外交总长，1919年代表广东军政府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第一个提出拒签将青岛和山东权益转让日本的《凡尔赛和约》，促成后来的“山东悬案”，为中国

外交开创了抗争强权的先例。陈干与王正廷相差一岁，都是深得孙中山信任的追随者，孙中山与军政要员合影时，两人在前排分立左右。陈干被推举鲁

案第一部委员，得到王正廷的支持和欢迎，可是在鲁案谈判中，王正廷却倚重留学英伦归国的同乡徐东藩委员，让其处理一些私密要务。由于王、徐对日方一味迁就，鲁案第一部“前数月开会，无一不顺”；可是自陈干加入鲁案谈判后，王、徐的妥协退让遭到陈干地批评和抵制，使“近数日开会，无一不抵触”。此后，王正廷处处躲避陈干的干预，“凡属会前所提案件，（陈）干添为委员之一，均不得见一字，即正式条约签字时，亦不过临时读一遍，所有文件多不得见”，这对陈干有失尊重和信任。11月21日下午，王正廷在第40次会议上向日方提交青(岛)佐（世保）海底电线解决案，陈干“因接电话”离开会场，对此案谈判情况不甚了解。会后，他调阅会议录，发现昨天第38次会议录中夹有一份“中日海陆联络线别纸约定案”，大为吃惊，细看内容，令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

当时，青岛电报通讯有三条海底电缆线：德国铺设的青沪线和青烟线，第三条是日本1914年占领青岛后利用青沪、青烟线接铺到日本佐世保的青佐线。1918年德国战败后，青佐线本该随德国的两条海底电线同时归属中国，但日本政府却声明此线“不在此列”，应由中日设立联合委员会协定之。于是，日方提出由中国支付青佐线铺设费用之半额，并由日本代办该线。王正廷私下接受了日本拟定的这份“中日海陆联络线别纸约定案”，其核心内容是：青佐线等所有中日间海底电线，中国不仅不能收回，还要支付其敷设费之半额；中国筹集该线支付款时必须向日本借款；海底电线虽为两国共有，但必须由日本代理和掌控；这简直是7年前国耻《二十一条》再现。陈干自喻“山东看家人”，为了看好山东家园，保证青岛完整回归，他对王、徐二人仰承外人意志，不顾国家主权的妥协行为深恶痛绝，坚决抵制。陈干当即质询王正廷：“查三十八次中有别纸约定案，远超出鲁案范围，闻之不胜惊诧。……试问阁下根据何等条约而订此大卖国之事？今竟将此大卖国之事，私行插入会议录，阁下总不为国谋，都不为已之子孙谋乎？”随后，陈干致电国务总理张敬舆及国务院、各部部长，披露王正廷丧权误国的别纸约定。陈干致电总统表示：“此事无论为国、为私，非根本取消，干绝不认可，断头绝颈，在所不顾。”表达了誓死捍卫国家权益的赤子之心。

别纸约定案震惊全国，舆论哗然，王正廷外交腐败妥协遭到各方谴责，被迫撤销“别纸约定案”，在以后关于青佐线谈判时，一改暧昧退让态度，据理力争，迫使日方接受了中方关于海底电线新方案，即“日本政府允将青岛——佐世保间海底电线之一半无偿交还中国；该线在青岛之一端由中国政府运用，其在佐世保之一端由日本政府运用”。

1922年11月29日上午第50次会议上，中日海底电线问题完全解决，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有关青岛回归的谈判随之全部结束。1922年12月1日，外交部举行《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附件》签字交换仪式，陈干继王正廷签名之后，在协定书上挥笔签下“两湖巡阅使署顾问陈干”，起身后感到如释重负。班鹏志是中日联合委员会会议的摄影记者，目睹陈干在鲁案细目谈判中的贡献。他说“陈氏对山东种种权利问题誓死力争，不少退让，即如中日间之海底线不为日人所据，关系陈氏力争者不少”。这是人们对陈干在鲁案谈判中不忘使命、奋力抗争地肯定和赞赏。陈干不无自豪地寄信告诉家人：“此次（鲁案）交涉由我保全者甚多，我既生于中国为中国人，幼受家庭之训，长承师友之教，敢不奋励以图？”其赤子真情，让世人景仰。此时离青岛归还交接还有9天时间，陈干连夜赶回山东昌邑老家看望卧病不起的母亲，准备多住几日陪伴母亲，以尽人子之孝。岂料青岛突发惊天大事，急召陈干回到青岛。

三 只身降匪

世人皆知，日本是个侵略成性、从不言败的国家，它决不会轻易放弃霸占8年之久的青岛。对此，陈干在《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即将签订时已有察觉，11月25日他向孔祥熙委员表示：“我看日人用意将青岛暨胶济路……迫于世界均势，不得不声明交还，而其处心积虑，绝不肯将事实放弃，故加以种种苛酷条件，俾我虽欲接收而不可得。”

事实正如陈干所料，日本人并不甘心交还青岛，他们在谈判桌外铤而走险，收买青岛土匪首领孙百万、马文龙率众下山，住进青岛即墨路三义栈和芝罘路中义栈并设立机关，制造事端，大乱治安，企图以保护侨民维持秩序为由赖着不走，阻挡青岛回归。

青岛市总商会会长、青岛自治筹备会理事长隋石卿和监收专员茅少甫前去招抚孙百万，并在天津路东华旅社设宴款待孙百万，希望在中国警保人员到达青岛之前，谈定招抚之事。孙百万开口“要求招抚费五十万”，这让隋、茅难以接受；孙降低了价码，隋石卿向他说明自己的钱财全部被政府借去，无现钱可付。孙百万感觉自己遭到戏弄，加上茅专员出言不当，一怒之下将隋、茅二人掳住崂山沙子口。12月8日，王正廷、熊炳琦抵青当面托付陈干，陈表示义不容辞，欣然受命，随即入山招抚匪徒。

      陈干16岁因家贫辍学，去东北学艺，后来到锦州投营毅军，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赏识，委任辽阳八旗学堂校长，他与革命党人蒋大同、商震共谋革命，被称为“关东三杰”。1908年陈干在长春发起组织山东同乡会， 并以山东同乡会名义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调查到大量荒地，从1911年5月开始，亲自组织一批批逃难谋生的山东人到这里安家，垦荒渡难，历时3个多月，直到秋天父亲病故才离开这里回山东奔丧。孙百万，本名孙凤仙，少时随父辈从山东逃荒关外，他的手下大多是山东闯关东的子孙，自小与父辈们视陈干为恩人，是他们尊崇的革命党人。陈干对曾经跟随革命党人居正反袁护国的孙百万部流亡无居的处境感同身受，对其遭受的委屈和磨难深表同情，这使孙百万及陪坐的马文龙、董海亭等人唏嘘不已，倍感温暖。随后，陈干向各位头领提起他在北京刚刚签字中日善后谈判协定，告诉他们三天后日本将正式归还青岛，这一次日本人霸占的青岛不想交也得交，过去和日本人混在一起的青岛人，现在都争着与日人撇清干系，生怕在家乡父老面前留下汉奸骂名。

1922年鲁案第一部委员陈干像及自题诗（佟立容提供）

陈干一番推心置腹的话，彻底打消了孙百万对日本人抱有的幻想，于是，孙百万“深明大义，不为外人利用”，接受陈干招抚下山改编。“该队（胶东游击队）共约千余人，改编为四营，以孙百万为总司令，马文龙、董海亭、杜子章、于海清等四人为营长，其大队悉驻沙子口一带，而驻青岛之稽查处设于芝罘路。”至此,孙百万匪乱“始得圆满解决，接受青岛顺利无阻。”（1924年班鹏志著《接受青岛纪念写真》）。

摄影师班鹏志在其编著出版《接受青岛纪念写真》书中，以《胶东游击队未改编前之机关部》、《胶东游击队改编后之办公处》为题，用很多镜头和文字记述了孙百万接受改编前后的情景，士兵全部换上国民政府军装，还为改编后的“胶东游击队司令孙百万”拍下一张身着中华民国军官服、手握指挥刀的大照片，成为青岛平安回归的历史见证。

多年来，青岛人对孙匪之乱无不知晓，可是陈干只身降匪之举却鲜有人知。当年委派陈干招抚孙匪的知情者王正廷和熊炳琦讳莫如深，没向世人透露半个字（作者注：接收青岛后不久，陈干向青岛检察厅呈控王正廷擅与日人订立别纸约定案，将他告上法庭；熊炳琦把孙百万部调驻坊子后借故遣散，包括孙百万在内的很多人下落不明）；青岛地方史志文献对此从无记述，致使后人对降匪者众说纷纭。有些学者因无史料可据，便推测是隋石卿招抚匪首，否认陈干降匪。查《申报》1922年12月11日《胶澳接收中之要讯》：“上月底匪首孙百万架去茅少甫处长与隋石卿，经熊省长特派代表与孙百万磋商之结果，已于昨日释回。隋石卿昨并有电致省议会、商会等各团体道谢：‘熙麟不幸，忽逢意外，……今幸仰赖福庇，安全回寓，知辱存注，谨此奉闻，并鸣谢悃，敬维公鉴。隋熙麟叩。’”隋石卿获释回寓于12月10日的致谢电告诉人们，他不是降匪之人。不久前，青岛一家地方报纸披露是一位酒友劝降了匪首孙百万：“酒宴中，他（孙百万）认识了一位名叫管象坤的山东士绅，二人言谈甚洽。……后来，当管象坤听说孙百万和日本人合谋，绑架了隋石卿和茅少甫后，当即向王正廷自荐，去招抚孙百万。”这种戏说无疑是亵渎历史。

陈干冒死降匪，其亲人多有见证。1922年，陈干侄子陈子彰来青与叔叔“朝夕承教，共话论政，及至接收青岛”。1961年他在《忆革命先进陈明侯先生》说：“明叔对国家主权与日人折冲争执，多所保留。当时接受之艰巨，尤为局外人所难道。盖此时日本浪人又勾结我国土匪首领孙百万，约数千，占据崂山，武装齐全，准备日本交还时，即占领青岛，或使日人藉口延交。明叔则代表政府，与匪首反复磋商，晓以大义，喻以利害。”陈干之子陈孝祖当时随父亲在青岛读小学，“居青岛气象台下观海路寓所，……面聆先君有关胶澳接收种种庭训，时孝祖8岁”。陈孝祖后来在旅顺工科大学机械系毕业，抗战胜利后来到青岛任山东大学教授，1949年去台湾任国立中兴大学教授。他在1974年编写的《陈明侯先生年谱》记述：“民国十一年，壬戌，公四十一岁。……接收青岛与胶济铁路时，日本浪人勾结我国土匪孙百万，占据崂山，准备日本交换时，即占领青岛，予日本借故不交之口实。公洞察及此，毅然代表政府，单身先入青岛市区，向匪首晓以大义，痛陈国家之利害得失，始告平静。于是青岛于十二月中旬顺利完成。”

四 鲁案砥柱，功德千秋

1922年12月10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顾问陈干与青岛总商会会长隋石卿及刚任命为暂编胶东游击队司令孙百万等人，一起出席在日本守备军司令部（原德国胶澳总督府，接受后为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大楼前举行接受青岛回归仪式。正午12时，信号山午炮响起，楼顶悬挂8年的日本国旗徐徐落下，中华民国五色旗在中国军舰21响炮声中迎风升起（图十），中日军警换岗，青岛结束了25年殖民统治，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摆脱殖民统治回归的城市，一路危机四伏，举步维艰。陈干横刀立马，抵挡同僚媚外妥协和日人阴毒伎俩；只身降匪，冒死平乱，保驾青岛平安归来，功德千秋。胶澳中国青年会干事班鹏志亲历青岛回归全过程，摄影出版了《接受青岛纪念写真》一书，黎元洪、顾维钧、吴佩孚等人题词致贺，他在该书的《鲁案第一部委员陈干》配以照片向世人说：“陈氏对山东种种权利问题，誓死力争，不少退让，故论者谓青岛之接收，陈氏亦居功焉！”

原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清亡后退隐青岛，他目睹了自己在东北赏识的陈干在鲁案善后谈判中立下大功，倍感欣慰，称其为“鲁案砥柱”。

多年来，笔者每年12月10日正午时分，都会来到原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前，在接收青岛回归的地方，情不自禁地放轻脚步，寒风中仿佛飘来当

年人们欢庆的《青岛接收纪念歌》：

公理战胜强权效，故都风光依期好；

泱泱大风飘东海，胶澳主权由我操；

十二月兮逢十日，同胞欢呼青青岛！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啊，让我们在这一时刻，停下匆忙的脚步，向“鲁案砥柱”陈干将军，向那些远去的曾为青岛回归“誓死力争”的前辈们，送上不尽的敬意和怀念吧！。

（本文得到陈干将军外孙女佟立容女士和王发栋、杨明海先生指导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

孙守源，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山东省钱币学会理事，青岛市历史学会理事，青岛市孔子文化交流协会理事，著作《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