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韩国三星电子宣布关闭苏州电子电脑有限公司，而该公司是三星在中国的最后一个消费电子生产“据点”。
考虑到从2014年开始，三星就加速从中国撤离部分业务，陆续关停位于天津、惠州、深圳等地的智能手机工厂。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三星还将在年内“割肉”液晶显示生产线，位于苏州的8.5代线也可能停产。至此，三星在中国的工厂仅剩下两座半导体工厂。
三星将业务撤出中国，坊间关注的是其在国内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市场竞争失利，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三星的撤出，会否带动国内供应链迁移到越南、印度？
要知道，像三星、苹果这种上游巨型企业，往往是一根藤蔓上牵挂着众多供应链企业。这些企业的数量高达数百家，背后是数千亿元产业和数十万人的就业。苹果在2016年公布的前200名供应商中，就包括了793家工厂。
而且苹果、三星等企业和国产手机相比，有一个显著特点，其供应链分布呈全球化，尽管从供应链分布地区看，苹果供应链在中国大陆的供应商总和超过第2名到第10名的总和，但相当大一部分是外资或台资企业，而国产手机的供应链企业则主要是国内企业。
苹果、三星供应链企业的这一特点，使其比较容易受国际贸易环境和国家产业政策变化影响。近期，全球手机镜头龙头、台资企业大立光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来自越南的营业收入占比近12%，年增长6.8个百分点，而来自中国大陆的营业收入占比，则降低到61%，一年减少8.4个百分点，这是大立光内部统计出货市场以来最低的数据。
大立光在2018年即和三星化敌为友，为三星供应智能手机镜头，成为其重要的供应链企业。随着三星手机搬迁至越南，大立光也将相应的生产线搬迁至越南。
另一台资企业、手机镜头生产商玉晶光迁移的迹象更为明显。2019年，玉晶光在中国大陆的营业收入占比，从81.2%减少到57.7%，而越南、日本和韩国等地却大幅增长，其中，越南的占比更由2018年的0.01%，大增至去年的4.8%。
由于玉晶光、大立光这样的供应链企业，通吃苹果、三星和国产手机，如果刨除华为、OPPO、vivo、小米等国产手机的供货量，更能看出向大陆之外迁移的迹象。
在以往的观点中，一般认为印度、越南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承接的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组装产业，而这些产业的供应链仍然在中国。目前看来，情况并不一定如此。
基于机会窗口理论的产业追赶模型表明，新技术或颠覆式创新带来的技术窗口，新市场、追赶企业本土市场突涨的需求或商业周期波动带来的需求窗口，以及政府政策和宏观制度变量带来的政策／制度窗口，都可能使后发国家实现产业追赶，促进先发国家产业迁移。
印度IT服务业实现跳跃式追赶，离不开欧美软件外包（技术窗口）、欧美企业降成本压力（商业周期带来外包需求窗口），以及政府支持和发展IT服务业（政策窗口）的共同作用。
目前，相应的机会窗口也不同程度、陆续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打开，包括国际贸易摩擦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带来的需求窗口，东南亚、南亚国家顺势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窗口，使中国的供应链有向上述地区迁移的迹象。
此前，在国内人工成本上涨压力下，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溢出到东南亚和南亚，供应链未必随之转移，显著的例子是，三星虽然在越南建立了大规模的制造基地，但供应链仍留在中国。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施展曾在其著作《枢纽》中透露，仅从集装箱货柜的数量来说，粗略统计，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的通关产品大约有30%与越南三星制造基地有关，这些集装箱货车每天下午4点准时从珠三角出发，第二天早晨到达凭祥口岸并通关，当天下午4点抵达越南北部的三星工厂，从2014年以来，日日如此循环往复。
三星在越南的工厂
但大立光和玉晶光的出货数据表明，这种循环大概受到了一定影响，从珠三角运往越南北部的集装箱货柜可能会减少。这种减少看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但也应引起足够重视。
几年前，土地和房价飞涨推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迫使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南亚和东南亚转移时，曾有观点认为其不足为惜，但实际上，目前我国有6亿人月均收入1000元，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恰好可以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