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重庆灯泡厂民国曾领跑全国 为天安门护城河造水下灯

前年破产的重庆灯泡厂民国时期曾领跑全国，为天安门护城河造水下灯

王长琳近照

张治强近照

1950年代上海年画大师章育青先生的《合作社里装电灯》。

地方国营重庆电工器材厂（重庆灯泡厂1950年代化龙桥时期）“电工牌”灯泡广告。

重庆灯泡厂前身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民国36年（1947）重庆区营业处发票一张。

重庆灯泡厂的工人们看港台影视晓得“当电灯泡”这个说法之前好多年，他们就做了好多年电灯泡了。有好事者考证，“电灯泡”这个说法源于粤语歇后语“电灯胆——唔通气（电灯泡——不通气）”。电灯泡确实抽了真空，不能通气。粤语“唔通气”有“不懂事、不知趣”之意，专指男女谈恋爱时碍手碍脚、不知回避的第三者。当一对暧昧男女最不需要光亮的时候，一个旁人却呆在边上，像电灯泡一样发亮，坏了人家的好事。

当电灯泡是不难的，但造电灯泡，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2013年破产的重庆灯泡厂可以追溯到1937年的灯泡故事。

老厂

1965年进厂当电工的青年工人王长琳，后来做到了重庆灯泡工业公司经理。其家族祖孙四代跟重庆灯泡厂的渊源，则可追溯到1930年代抗战的烽火岁月。

重庆灯泡厂前身是民国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第二厂。1937年资源委员会经委会招商局在湖南招工开办，所以厂里最早的员工都是湖南人。王长琳说：“我母亲是上海人，祖父是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轮机长。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英美对日宣战，占领上海的日军就开始没收英美资产，太古轮船公司解散，我们全家到广西投靠大叔叔。”

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王长琳在黄桷垭出生。“我父亲是白市驿空军基地地勤人员，1948年他先到台湾，从此和我们隔海相望。我母亲当过市劳模，1978年退休，在灯泡厂干了50多年。她在厂里的工作就是负责装钩，把白炽灯的钼丝钩子插入灯芯，钨丝就挂在钼丝钩子上。”

今年70岁的重庆灯泡厂退休干部张治强，1961年进厂。他说：“我们厂解放前警察站岗，1949年有解放军一个警卫排站岗。听厂里的老工人讲，抗战时全厂是坐美式十轮大卡车吉姆西，从湖南长沙、广西桂林走到重庆黄桷桠的。其实就是逃难。”

民国时主要生产白炽灯的中国电光源行业，三足鼎立：沈阳灯泡厂是日本人开办的，属日资；上海亚明灯泡厂是德资企业；只有资源委员会电工器材第二厂，是全国第一家电光源国营企业。

1952年厂子从黄桷垭南山上搬到嘉陵江边化龙桥龙隐路（现在电机二厂位置）7号，后来公私合营了干电池厂、电机厂，改名地方国营重庆电工器材厂。王长琳说：“警卫排的战士背起枪的，我们当娃儿时，就跟在他们后面摸他们的枪。1956年厂子要扩展，就在对面幼儿师范学校的山上勘探地形，结论是那里地质不宜建厂，1958年就搬到杨公桥，改名重庆灯泡厂。”

灯泡

张治强说：“我们有几个车间，一车间是熔炉车间，负责熬料、吹泡、拉管，做白炽灯的玻壳、芯柱、排气管。”二车间是普通灯泡车间，简称普泡车间，做100瓦以下15瓦以上的白炽灯。生产一个白炽灯的工序相当复杂。

抽了真空的灯泡玻壳和铁皮灯头之间，用焊泥粘合封口。翠绿色的焊泥，工人叫泥巴，粘合风干后，就变成红黄色了，像煮熟的螃蟹。抽真空是重要工序，“我们进厂时，有一台抽真空的美国机器，叫联合机，铭牌上都是外文字母。”

三车间是特殊灯泡车间，简称特泡车间。生产低压灯泡、日光灯、电影放映灯、水银灯。“重庆最早的路灯都是水银灯。我们还做电筒灯泡，电筒灯泡太小了，我们叫小电珠。还有一个试制组是做霓虹灯的，逢年过节，接到一些订单，就利用惰性气体，做成红、黄、绿各种色彩的灯。”

现在的浴霸，也是特泡车间的产品。“浴霸其实就是红外线灯泡，上面涂的镜子上的那种水银。当时不是用来洗澡，而是用于医学上关节炎的理疗，化工上烘烤原料。1960年代就在用了，工人在车间有时冬天也用来烤手，但这个不会拿回家用，因为太费电了。”

特泡车间，也做过1000瓦球形泡的军品探照灯。为了耐高温，点锡要加银，工人就去领取银焊条，是真正的银子哟，这不就相当于去领钱吗？“所以厂里边对银焊条的控制很严，你要用多少，都精算过的，你刚刚用完，不可能有剩的。焊的时候有些银渣渣落在地上，都要回收上交。”

王长琳是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常务理事、低压气体光源组长，他说：“一个电灯有一百多道工序，电灯的原材料包括金、银、铜、铁、锡、镍，有的非常难搞，主管我们的机械局，都搞不到，只得我们自己去找。我们厂的电工牌灯泡，当时是名牌产品；我们生产的低压灯泡氪气泡，主要是不会爆炸，是给中南海首长办公室做的；天安门金水桥护城河里面的水下灯，也是我们厂做出来的。”

曾任重庆市长、市委书记的肖秧，北京玻璃总厂厂长出身，“他很懂玻璃。有一次他来厂里视察，我带他围着我们的玻璃窑炉转，给他讲解，他很感兴趣。”

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包括重庆的民用照明，千家万户都是昏黄的15瓦白炽灯打主力。1969年左右，重庆灯泡厂推出8瓦日光灯，灯管细小，但光线雪亮，让大家眼前一亮。“日光灯本身省电，白炽灯是靠钨丝通电发热产生光亮的，便宜，但光效不高。所以当时8瓦日光灯非常受欢迎。”

手艺

王长琳摸了摸左前额上一道刀痕式的凹痕说：“这就是在黄桷垭灯泡厂时留下的纪念，小时候在黄桷垭捉丁丁猫，摔在石头上，就用痱子粉涂抹止血，结果留下个瘢痕。”

王长琳捉丁丁猫的手艺显然比不上他的电工手艺，1965年他进厂当电工时，1945年出生的他已跟着妈妈在厂里泡了20年了，随厂辗转黄桷垭、化龙桥、杨公桥，可以说是灯泡厂的孩子，灯泡厂的老男孩。“吊儿郎当学电工”，说的是电工的流动性，哪里电路坏了就去哪里修，在全厂乱窜，对各个车间和各大工种都很熟悉。

在他进厂这年之前，灯泡厂在黄桷垭、化龙桥时期，是全手工作业。“用耐火泥做的大坛子，里面熬玻璃，下面用炭火烧，最先是煤炭火，后来是天然气。玻璃料烧好了，不管是白炽灯泡，还是较长的日光灯波管，都是人工吹的。吹管是一根一米五六长的铁管，吹管那头的玻壳吹好之后，要用冷水一激，才脱得下来。

张治强记得1961年进厂时，熔炉车间的炉子用耐火材料砌成，一个倾斜面上有八个菱形孔，“我们叫‘八卦炉’，烧煤炭。工人用空心管吹玻管，边吹边拉，边退边走。热天打光巴董儿，五十几度以上，排风扇成天吹起，没得用；冬天车间倒是暖和，但出了车间又冷得很。”

一般机械厂的学工是三年出徒，但吹玻璃的学工两年出徒，“熟练工，主要是讲一个手快眼快。玻璃料在1200多度的炉子里面烧，烧过头了，就像火山熔岩一样化了，舀起来要滴在地上；出炉之后要是你手脚不灵，吹慢了，它就冷了，定型了，就不行了，所以老师傅就用铁丝沾一点出来看火候。工人有时做点私活，用玻璃吹个冷水壶、花瓶、茶碗，都是小菜一碟。”

1965年王长琳进厂后，才有了机器吹制。他说：“第一代吹玻壳的机器是捷克出的，一排有四个口子，全国只有沈阳灯泡厂和我们有。但人工吹玻壳的师傅里面，技术好的有达到八级的，我们厂的八级师傅，就有陈八级、晏八级。

开关

2007年澳大利亚在世界上最先以立法形式全面淘汰白炽灯，中国这种文革时要凭票买的灯泡，在新年画风格的农民画中经常被美化为山村有了“夜明珠”的老灯泡，从2011年10月1日开始淘汰，计划到2016年10月1日，禁止销售和进口15瓦及以上的普泡白炽灯。

做过多年普泡和特泡封口工（也叫封结工）的张治强，对历史上白炽灯的几种开关制式记忆犹新。“我们生产的白炽灯，跟拉线开关同一时代。1949年以前，我们小时候的电灯开关，我记得很清楚，没有拉线开关，全是设置在灯头上的红绿开关：一根按钮，像一根筷子穿过灯座，一头是红的，一头是绿的。把红的那头按进去，灯亮。把绿的按进去，灯熄。这是第一代开关，灯吊得高，开关不方便；1960到1970年代，全是拉线开关，这是第二代；后来走到现在，就全部是按钮开关了，这是第三代。”

灯泡厂的几代玻璃吹制工，场面小，动作不大，腮帮子鼓得老高，所以在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主要是以钢铁、煤矿、纺织、造船或航道工人作业场面为素材的工业宣传画中，你是看不到玻璃工人的形象的。

风水轮流转，在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钢铁、煤矿等“傻大黑粗”的工业场面入画渐少，而在一些时尚的MTV和日本岩井俊二《情书》那种唯美小资的爱情电影中，玻璃吹制的场面和动作，就多起来了。“还记得《情书》里博子去找学长丰川悦司，他穿着背带裤在红通通的工坊里吹玻璃的样子么？”一个妹儿在她的北海道小樽游帖里这样发问。

而王长琳、张治强和他们的玻璃工厂，都已退休。但张治强还记得从前厂里到处都是玻璃。夏天，一堆一堆废玻璃在太阳下闪着寒光；走在厂区的路上，脚下翻毛劳保皮鞋厚实的轮胎胶底踩着细碎的玻碴，嚓嚓嚓，嚓嚓嚓……（记者马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