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昌平在盘龙城博物院举办的盘龙城论坛上作主题讲座。记者万建辉　摄

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9月12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宋若虹）从盘龙城到三星堆，中原文化如何发挥其控制力？在反映社会上层建筑的青铜器、玉器上如何体现其影响力？9月11日下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昌平在盘龙城论坛·第三期，面向社会观众主讲“从盘龙城到三星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兴起”，谈了他对盘龙城、三星堆与中原文化关系的理解。

讲座几周前已定题，巧合的是，9月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公布了三星堆3、4号坑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包括完整金面具、青铜“神坛”、神树纹玉琮等一批文物，引发广泛关注。讲座上，张昌平教授也就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发表了他个人的看法。

最新公布的三星堆遗址3号坑出土的金面具。

要理解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先要理解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

张昌平说，从时间上来说，盘龙城距今3600年到3300年，处于商代早期，三星堆晚期距今3100年左右。要理解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先要理解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过去许多人质疑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的说法，那是他们对这个判断的内涵不了解的原因，要理解这个判断，要从地方与中央的互动关系来界定。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在商代早期，盘龙城是商朝在长江流域最大的都邑，出土的青铜器从技术到形制与中原王朝的青铜器具有高度一致性。商代早期的青铜器，相当于今天的核武器，这说明盘龙城与中原王朝具有密切的关系。

盘龙城近年的考古发掘还发现盘龙城有铸铜遗址，除生产青铜兵器外，还可以生产其他青铜器，表明盘龙城在商王朝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也有较高的地位。

最新公布的三星堆遗址3号坑出土青铜器局部。

正因为盘龙城在商代早期具有长江流域其他遗址所不具备的政治、经济地位，我们才能判断它是商王朝控制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盘龙城通过青铜生产实现对周边的控制。而在盘龙城同期或稍后的长江流域遗址，如江西的新干大洋洲、四川的广汉三星堆，目前的考古发现都看不出有和中原王朝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及对长江流域如此明显的辐射与控制。

说盘龙城是武汉城市之根，说的正是它与中央的关系，具有特定的政治经济内涵，这一点与今天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吻合。在武汉地区，是有发现比盘龙城更早的城市，如黄陂张西湾遗址，但它不具备与中原王朝的这种特定政治经济关系。

三星堆有外来的、本地的文化，也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文明

说到三星堆，张昌平说，9日公布的最新考古发现仍然体现了祭祀场景、进奉和进奉物三类文物。与祭祀场景有关的文物有神树、祭坛、神坛、人头像、人面具、兽面、眼形器等。与进奉有关的文物主要由人像体现出来。进奉物则包括青铜容器：尊、罍，仪仗器：牙璋、戈、有领壁，工具：斧、凿，再加上方孔壁、贝等。

中原文化代表的殷墟妇好墓尊，与三星堆时间上相近，比三星堆出土的同类尊更精致。

这次新发现，与前几次类似，那就是三星堆有外来的东西，有本地的东西，也有中原文化的东西和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文明。

外来的器物，如海贝，可能来自印度洋地区；象牙，推测来自南方；金器，新疆、甘肃出土过比三星堆早的金器。总体来说，三星堆发现的祭品，外来的东西多，也表明三星堆具有很强的资源组织能力。

三星堆有本地的东西。如这次发现扭头跪坐人像，是本地人物。

9月9日公布的三星堆遗址4号坑出土的铜扭头跪坐人像。

说三星堆有中原文化的东西和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东西。如许多器物上有老虎脊饰纹，这个造型就来自长江流域中下游，来自东部。还有与中原文化类似的青铜器和玉璋、玉琮、玉戈等玉器。三星堆的龙虎尊，根据考古发现，这种尊顺长江主干道，先在安徽，后在湖北，再在四川三星堆出现，显示出从东向西传播的路径。

同时也要看到，三星堆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从技术上看来自中原文化，却又与中原文化有差距。上次公布的发跪坐人像，面部是典型的三星堆本地风格，头顶的圆口尊从器形到纹样则是典型的中原商王朝风格，明显体现了三星堆对中原青铜器铜尊非常尊崇，也可以说是对中原文明“心向往之”。

张昌平总结说，考古成果表明，尽管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尚待明确，但出土物围绕祭祀构建则是显而易见的。出土物显现出三星堆文明宗教色彩浓烈，社会权力与财富高度集中。三星堆文明具有很强的远程资源获取能力，但尚未形成同时期中原文明那样的原生价值体系。

三星堆文明从技术到价值系统仍然是倾向于中原文化的，但又不像盘龙城那样从技术到价值系统与中原文化具有高度一致性。

【编辑：张玲】

（作者：万建辉)